在南京行程的第三天，我和朋友心照不宣地换上了黑色的长衣长裤。布料贴在皮肤上，轻飘飘又沉甸甸的，像一层自觉披上的哀伤。踏入纪念馆前广场，人很多，但一种巨大的静穆笼罩着一切。在入口处，检票后，我扫码自取了一支白菊。菊花被素纸包裹，茎秆清凉，花瓣皎洁得不容玷污。我握著它，像握住一个无声的誓言，开始了这段行程。

路旁雕塑静静矗立，课本上那座《家破人亡》的雕塑呈现在眼前。母亲拖着已经死去的孩子，仰天长啸，像一棵被烈焰烧焦却仍向天伸张的枯树。通向展馆的路上，没有喧哗，只有脚步声、衣料摩擦声，偶尔，不知从哪个方向，会传来一两声极力压抑却终究漏出的啜泣，短促、沉闷，旋即被更深的寂静吞没。那寂静是有重量的，压住了蝉鸣，也压住了我们原本可能有的任何轻浮。

继续向前，巨大的名单墙以绝对的重量压过来。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是具体三十万分之一的注脚。一些新近描摹过的名字上，墨迹反射出湿润的光泽。墙边放着几束菊花，那花束是新的，承载着刚刚离去不久的遗属厚重深沉的思念。我的目光掠过“王秀英”、“李宝珍”，也掠过那些令人心尖发颤的称谓“戴素芳母亲”、“鲍天发妻子”，乃至“马老头”、“郭呆子”。他们曾是一个女儿的母亲，一个丈夫的妻子，一个活在街坊邻里生活里的具体的人，如今却只余下关系的残片、一段模糊的回忆或一个代称。而那一组组字形相近、紧挨着的名字，更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个家族的家破人亡。我手中的白菊静静地垂着。它太轻了，轻到无法安慰任何一个名字背后的亡魂；但它像是又必须这么轻，才不至于压垮生者脆弱的哀恸。

在幸存者照片墙前，我停下了脚步。墙上的灯，有些亮着，有些已然熄灭。亮着的灯下，面容清晰的老者们凝视着前方，目光深邃；熄灭的灯处，只剩下黑色的相框轮廓，沉静地隐没在阴影里。这一明一暗的并置，比任何言语都更残酷地丈量着时间与记忆流逝的速度。光与影的交错间，时间的脚步沙沙作响。那盏盏熄灭的灯，是正在关闭的窗口；而亮着的，是屈指可数、仍在与时间角力的证人。

我拿着这支白菊，走过所有展馆。它看过锈蚀的刀枪，看过散落的鞋履，看过永不闭合的“万人坑”遗址的黄土。它在我手中，始终洁白，像一点不肯泯灭的微光。离开主体建筑，在转角的一片绿意中，我将白菊轻轻倚放在张纯如女士的纪念雕像旁。洁白的花，衬着她湿湿的衣袂。她以笔为刃，劈开被刻意掩盖的黑暗，守护了记忆。这支白菊，献给三十万亡灵，也献给所有在时光中打捞记忆、传递火种的人。

当我即将走出这片承载着太多沉重的空间，在通道最后的拐角处，一束阳光恰好从高处狭长的窗隙斜射进来。那光柱中尘埃缓缓浮沉，像时光本身一样。它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朴素的墙面上，照亮了镌刻在那里、我们无比熟悉却又常觉重若千钧的八个字：“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”。

光与字在此刻轰然相遇。那光不是温柔的抚慰，而是清晰的显影；那字不是遥远的训诫，而是滚烫的烙印。历史并非沉睡在黑暗中的旧物，当光打来，它便是当下最醒目的路标。“前事不忘”是当阳光照亮石墙时，无法移开的目光；“后事之师”是那光烙入眼底后，脚下必须调整的方向。记忆不是背负过去的枷锁，而是照亮未来的光源。我们这身黑衣，终将脱下；但那束光打亮的道路，我们必须走下去。李冰